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大演讲时猛烈抨击联合国，指责它“活儿全让美国做了”。他的言辞中充满了对联合国的不满至尊配资，暗示美国在这个国际组织中的负担太重。然而，美国虽然嘴上抱怨“吃亏”，但实际行动却是另一回事：长期拖欠会费，导致联合国运转受阻；在涉及美国利益的决议上，动辄行使否决权，阻碍联合国在巴以问题、气候变化等方面的行动。
更有戏剧性的是，特朗普在演讲当天，遭遇了电梯故障、提词器黑屏、音响罢工等技术问题，他把这些设备故障当成了联合国“无能”的证明，竟将一个严肃的国际讲台变成了个人的吐槽现场。而在特朗普的批评声中，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也因被吊销赴美签证发声，认为联合国总部根本不应该设在纽约。
特朗普的言辞背后，反映的是一种单边主义对多边机制的不满。然而，他没有深入探讨联合国真正的问题，实际上，联合国的困境在于全球治理体系中亚洲等地区的话语权太弱。尽管亚洲拥有全球近60%的人口，且经济总量逐年增加，但联合国除了位于纽约的总部外，其他三个秘书处分别在内罗毕、维也纳和日内瓦，全都不在亚洲。
展开剩余76%虽然曼谷是联合国多个实体的亚太地区办事处所在地，但泰国的政局动荡和政策不稳定，使得曼谷难以承担一个“稳定枢纽”的角色。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香港便成为了联合国在亚洲的新选择。有香港媒体直言：“香港应当成为中国通往联合国的门户。”今年5月，国际调解院落户香港，向世人展示了香港的潜力。在签署仪式上，来自85个国家和近20个国际组织的400多名代表出席，33个国家成为创始成员国。
正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所言，国际调解院作为一个与海牙国际法院和常设仲裁法院并列的高端国际组织，其总部落户香港至尊配资，正是国际社会对香港能力的认可。这也是政府间国际组织首次在香港设立总部，体现了“一国两制”对香港的积极赋能。
香港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法律和争议解决能力方面。作为中国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地区，香港的法律体系与全球多数国家接轨。全球众多顶级律所扎根香港，随便挑选一个专业团队，就能处理跨国复杂纠纷。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成熟度评估》报告显示，香港在争议解决方面排名全球前列，且在香港做出的仲裁裁决能在170多个《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缔约国生效，这使得香港成为国际组织在处理争议时的理想选择。
此外，香港的“国际范”也经得起考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等20多个国际法律组织都在香港设有办事机构。去年5月，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大会首次在香港举行，吸引了70多个司法管辖区的1300多名专家参与。这些都证明了香港在国际法律和争议解决领域的深厚实力。
香港的独特优势还体现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下，香港能够享有内地市场的广阔资源，同时保持国际化的规则和便捷的营商环境。这种双重优势，是其他城市难以复制的。
有些人可能会质疑：如果将联合国亚洲总部设在香港，真的能够推动联合国改革吗？答案是肯定的。当前联合国的一大困境就是“全球南方”国家的话语权不足，亚洲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部分，却缺少一个像样的联合国枢纽。如果香港能成为联合国亚洲总部，亚洲国家可以更便捷地参与联合国事务，减少长途跋涉至纽约或日内瓦的困扰，沟通、提交议题和参与讨论将更加高效，这将有助于提高联合国的包容性。
对中国来说，这是推动全球治理朝更公正方向发展的重要一步。中国一直提倡真正的多边主义，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中国领导人曾明确表示，“当强权凌驾于真理之上，世界就会陷入动乱与衰退，公平正义得到伸张时，社会就能走向稳定与繁荣。”
香港的潜力还远不止于此。中央政府一直支持香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并已将这一目标纳入“十四五”规划。香港将继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发展空间将越来越大。借助内地的发展红利，香港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服务能力，例如香港国际机场货运量常年全球第一，国际金融中心的排名也跃升至世界第三，这些都为联合国亚洲总部的运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特朗普的批评集中在美国不满联合国的多边机制，但香港所能为联合国提供的是一个更加包容、高效、稳定的亚洲支点。将联合国亚洲总部设在香港，不是简单的想法，而是基于现实需求的理性选择。这样不仅能填补联合国在亚洲布局的空白，还能更好地反映亚洲人口和经济体量的实际需求，加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公平正义立场。随着国际调解院等机构在香港的落地与运作，未来，更多联合国实体可能会选择香港，届时，香港不仅将是“东方之珠”至尊配资，也将成为联合国在亚洲的“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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